阿尔贝·加缪是20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鼠疫》《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之一。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原书名《反抗者》，发表于1951年。加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法国作家，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在思想性较高。所以，当搜狐发出这期的活动后，我毫不犹豫的参加了。
“如果我们的时代轻易地认为杀人自有其道理，这是由于对生命的冷漠，这正是虚无主义的标志。”——加缪。
在加缪作品中，无论是《鼠疫》，还是《局外人》，还是《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一直延续着一贯的思想风格，那就是“荒诞”和“反抗”。加缪清楚地认识到，荒诞弥漫在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人类几乎注定会与之相遇。以此为出发点，他开始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沉思，追问生活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值得经历。面对世界与人生的荒诞性，加缪清楚地感到人不能因此而屈服，需要去寻找一种方式来反抗这种处境，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重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意义”抵抗“无意义”，这便是加缪“反抗”思想的起点。
展开剩余76%既然荒诞存在于人与世界的共存，加缪探讨了人类面对荒诞的种种救赎，比如自杀。自杀就是一种自行消灭，是一种逃避荒诞的终极手段，当然也是一种消极逃避、俯首投降的姿态。第二种是哲学上的自杀，也就是信仰某种宗教，企图寄希望于某种神、来世或者天堂来回避现实生活的荒诞，这是精神的逃避。加缪自己则主张第三种态度，那就是直视生活的荒诞，坚持奋斗，勇敢抗争。
“在荒诞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就成为集体的，荒诞成为众人的遭遇”，反抗使人不再孤立，从个体进入集体，“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但是反抗自身必须维持在共同人性这个限度之内。加缪特别强调反抗本身的限度，“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越过自身界限，即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生存”。当共同人性的限度被打破，失去均衡，反抗便会因为失去限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暴力和死亡，“一切允许自己否认或者破坏这种合作关系的反抗，同时也就失去了反抗的资格，而在实际上沦为罪恶的赞同行为”。
世界的荒诞与我们的反抗！加缪在对“反抗的人”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的反抗”都超出了共同人性的限度，打破了均衡的界限，是对反抗的亵渎和破坏，因而是应该被反对的。所以，加缪在书中阐释出了“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的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对自身和世界的全盘否定，“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以否认人和创造为目的”，以这种反抗并没有付诸行动，而是一种纯粹意识的反抗。“历史的反抗”是加缪所批判的另一种反抗，并认为它是“形而上的反抗”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革命以强权与历史的名义变成杀人的疯狂机器，一种新的反抗则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我们现在身处绝境，但在黑暗的尽头，一线我们早已预见的光明却必将出现。我们惟有通过斗争使它真正成为现实。”
为了实现历史的目的，革命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杀人，人类在冠冕堂皇的历史的名义下使暴力绝对化、杀人合法化，历史本身成为唯一的价值、唯一的真理。所以说，革命者打着革命和平等、自由的旗号，任意妄为，但最终呢？依然逃不掉专制的命运，打破不了历史的枷锁。在加缪看来，历史就等同于恶、等同于战争、等同于毁灭，他对“历史的反抗”的考察实质上就是对革命的考察。
因此，加缪反对“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的反抗”，在他看来，合理的反抗既不是虚无主义的也不是历史主义的反抗，而是建立在共同人性限度之内的反抗。这种反抗建立在“是”与“不”之间，体现了人的自我抗争权利和自我存在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均衡。
加缪一直都在努力的寻求这种两级之间的平衡并在其作品中不断的体现这种思想。他同样也将这种平衡思想贯彻在他看待自由和正义的关系上，他不赞成绝对的正义，也不赞成绝对的自由，认为必须在正义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愿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对于每个人都是公正的，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他同样认为正义和自由缺一不可，正义就是自由的界限，但自由必须先于正义，只有自由得以保障，对不公正的斗争才得以实现，正义是社会的，自由是个人的，反抗要平衡正义和自由也就是平衡各方关系。“我们应该为正义服务，因为我们的生存处境是不公正的;我们应该增加人们的幸福和快乐，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幸的。”
世界从本质上是荒诞的，但不止于荒诞。认识荒诞、反抗荒诞，在反抗中不断创造生命的意义，互相激励与扶持，正是这一切使得反抗者们的行为有了切实的价值。
本文参考文献：
加缪.《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张博.《加缪作品中“反抗”思想的诞生与演进》
刘维.《荒诞与反抗——加缪荒诞哲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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